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给留学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
去年上课的讲稿正在修改成书，所开的课名为“当代文学史问题”，基本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问题。这本书将保持课堂讲稿的性质，是随意性、口语化的，但课堂讲稿总是受当时环境、气氛的影响，有些地方我想修改。除此之外，正在编一套丛书，是有关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孟繁华、戴锦华、程光炜等人都参与，主要还是50年代－70年代这一段，不光是文学，包括文化，已经开了几次会。
《中国当代新诗史》和《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已被翻译成韩文。中国当代文学在韩国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学术领地，以前他们比较关注中国传统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也只注重前半段，现在比较注意后半段了。我现在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太多，带了几个韩国留学生。
李书磊（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计划做案头研究
和田野调查两种工作
从下半年开始，延续《1942———走向民间》那本书的研究，做延安的文化运动的课题。那本书的研究方式是由原来单纯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视野扩展到思想背景，包括文化制度、文人生活，把民间的、大众的文化引进来，通过研究解放区的文学史，将文学史这种模式变成文化史的角度，一方面丰富文学史的视野，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尝试着写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打破过去精英主义的文学史观，把更普泛的社会文化纳入到文学史的视野里来。
由“五四”时代开始的共产党文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文化史，包括国、共两党的文化斗争，包括共产党发动的文化运动，也包括重要的共产党作家的作品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我现在主要做的学术领域就是这些。
目前我基本的研究构想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案头工作，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另一部分是田野调查，即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与案头工作同时在做的是社会调查的田野工作———中国乡村基督教的状态和发展，我试图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和乡村社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翻译做些调查和分析。“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没有有效地引入，外来宗教和知识分子接触较浅，和中国底层反而接触较深，从这个角度研究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上述两种工作同时交叉着做，此外，我大量读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另一种是由此往前溯，读西方经典的文、史、哲。这是对当前学院文化的某种感触和回应。西方当代学术纷纷进入中国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学术水准，但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由本国出发，对中国问题有所遮敝。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的学术规范，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内涵，以避免把学术规范变为八股，避免仅学皮毛和形式，忽视了它根本的文化传承。阅读西方经典可以超越现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形式，培养一种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
章培恒（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致力于打通中国文学史的工作
仍然是把中国古代文学史延伸下去，加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变成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古代文学是个逐渐走向文学自觉的过程，越来越追求文学自身的价值，越来越个人化。古代文学中这一进程较慢，后来因为西方文学的介入，加快了这一进程。“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反复较多，到了70、80年代，就很明显了，倒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复旦学报》明年第一期将讨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此外，我还研究中国文学思想，把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打通，研究中国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的主要专业，我并不专搞某个段落，从先秦到元、明、清我都感兴趣。年轻时感兴趣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从1979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做把中国文学史打通的工作。如果不把文学史打通，很多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例如对于90年代文学，学界的评价不太高，认为问题很多，但我认为这段时期很重要，好比对魏晋时期的文学，除曹植以外，历来评价不高，但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身价值的开始，在古代文学史中很重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90年代是个重要的时段。《中国文学通史》（四卷本）的最新版本将于明年出版。
郭宏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研究法国现象学派文学批评
今年没做什么，明年开始做关于法国现象学派文学批评的研究（日内瓦学派的研究），它关注文本的阅读和作家本人的主观意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注重对作品的欣赏和分析，离作品比较近。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主要倾向是远离作品，不着边际，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作品中来。法国现象学派文学批评和中国传统的诗文评有相似之处，我已经对此做了两年研究，明年成书。
平常写些短文，今年在《十月》杂志上有个专栏，与我在国外的游历有关系，但不是游记，是沉淀以后又读了些书写的，散文类的东西。这几年身体不太好，写得不多，这几篇文章写的时间不长，考虑的时间长。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关注电子传播媒介
前段时间对电子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双重视域》，明年上半年出版。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对20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从文化形式到政治形式上都需要我们来研究，它涉及到诸如电影、电视、电话、广播、多媒体、广告等多个领域，以及对于我们抒情形式的改变（如卡拉OK、体育之于电视）和身体形式的改变。
这一两年主要在做这个课题，以后将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进行一些清理和思考。
除了在社科院的工作之外，还在福建师范大学兼职，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开了两门课，“文学理论的专题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每周上两次课，这种兼课是和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吴亮（上海著名评论家）：
经营的画廊已成了
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本来去年想写本书《地图与肖像》，因为90年代写作很少，1999年想给自己做个总结。不想从很大的视角去写，想和个人生活有关，但一般随笔，小情小调不能满足我，最后决定从自己参与的文化生活谈起。10余年的生活经验，上海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有段时间我在收集上海市的地图，“地图”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肖像”是指和我有关的各种朋友。开始写了一些，发表在《收获》杂志今年第四期，预备花两年时间写完。
开画廊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去年秋天开始，今年4月开张。它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的，目前已做了12个展览，包括摄影、平面、装置，还有一些文化活动，包括两场小话剧，一场音乐会，小乐队由画家们组成，以及一些学术研讨会，我的画廊已经成了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
今年夏季以来我突然对陷入繁忙的日常事务的生活感到厌倦，8月份又开始写作，已写了8万字，书名为《错误的时代》，大概需要14万字数，已有出版社想出。这本书以这个画廊为中心，以前我和画家的关系是松散的、朋友式的，现在和许多人的关系是合作式的，因此我有了一些看待当代艺术的新角度，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我每天必须关注的事情，也许和画廊没有关系，比如时尚、因特网等，写我对这些所做的反应。我口述，我的助手速记，每天一个小时，体例多样，截止到12月31日为止。12月31日我办个大型展览。我的画廊目前还处在创品牌、打知名度、树立形象的阶段，情况比预计的要好，已经略有收入。
除了我，中国没有一个画廊是批评家在做；也没有一个那么喜欢写作的人现在口述。我比较疲劳，明年还想办一个艺术杂志，也是画廊行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画廊有自己的杂志，很过瘾。我今年45岁，我想做10年，然后退休。这十年来，我对文坛失去了兴趣，但我对仍在坚持的人充满敬意。我比较喜新厌旧，在玩得最好的时候就不玩了。也许当代艺坛也很无聊，但我正在其中。以后每年会写一本，我始终热爱写作，它使已经消失的东西重现，它可使你生活在别处，进出在多个世界之中。
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传播学和美学之间打秋千
这些年一直在传播学和美学之间打秋千。我自己原本的专业是美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却对刚刚传入中国的现代传播学发生了兴趣。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忙里偷闲，写了一本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的小书，从此就难以回头。到大学教书以后，又被牵扯在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分散了不少精力。1998年我写了一本关于美学与现代性的书，开始尝试从传播学和美学的结合部讨论现代性的问题。这和我过去侧重研究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有些差异。我一直不大满足于抽象研究文化的构成和价值。文化太大，不取一个角度，说不清楚。例如，礼仪、教化、权力、符号象征等文化现象，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传播的结构，就是文化的结构。传统社会，变化的速度比较慢。信息对于社会的影响不是很大，习惯传承的力量大于传播的力量。现代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则是传播的力量大于传承的力量。社会变化急剧，过程的重要性压过了终极目标的重要性。当我们看到，人类的头脑正在被传播媒介塑造，媒介向人们提供了快乐和幸福的感觉，营造了关于现实和未来的想象，我们就很难回避美学和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了。另外，在研究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西方现代审美价值观，都和启蒙时代的传统相悖，启蒙的迷失和价值何在，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我在近年内的主要工作是，清理西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清理启蒙时代的美学和文化思想；探讨传播美学的理论等。总体上，还是在传播学和美学之间打秋千，不过，希望不至于过分受到知识兴趣的牵引，思绪太散漫，最好能够守住几个确定的点和角度，构成一些有新意的理论的叙述。
 |
